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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乡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。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代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这方面的物证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说：马援南征交趾时,得骆越铜鼓。据考证，其铜鼓的产地也可能在今广西境内。自汉代以后，广西壮乡铜鼓之见于文献记载者，真可谓史不绝书。
《晋书·食货志》曰：孝武太元三年，诏曰：“钱，国之重宝。小人贪利，销坏无己，监司当以为意。广州夷人，宝贵铜鼓，而州境素不出铜，,阁官私贾人，皆于此下贪比输钱，斤两差重，以入广州，货与夷人，铸败作鼓。其重为禁制，得者科罪。”这里讲的是“广州夷人，宝贵铜鼓”，致使铸造铜鼓所需的铜料乏缺，而“官私贾人”将“国之重宝”的铜钱运到广州，“货与夷人，铸败作鼓”。晋代的广州辖南海、郁林、苍梧、宁浦、高凉、晋兴等郡，包括今广西、广东的绝大部分地区。当时的所谓夷人就活动在两广地区的南部，后世的考古发现表明，这些地区正是铜鼓的又一集中地区。而这些铜鼓，有的可能是溶炼从中原内地输入的铜钱来铸造的。《陈书·欧阳頠传》曰：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，与(欧阳)頠相善，故頠常随钦征讨。钦南征夷稽，禽陈文彻，所获不可胜计，献大铜鼓，累代所无，頠预其功。《南史·欧阳頠传》记载与此相同。兰钦所征讨的“夷獠”，就是《晋书·食货志》上提到的“广州夷人”他们是拥有“大铜鼓”的民族。“夷獠”也称为“俚”，《梁书·兰钦传》在记述钦征讨少数民族时就说“破俚帅陈文彻兄弟”。可见“夷獠”就是“俚”。而裴渊《广州记》却说：“俚僚铸铜为鼓,鼓唯高大为贵，面阔丈余。”“面阔丈余”的大铜鼓，只有广西、广东接境的云开大山区才有。所以，《广州记》、《晋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南史》说到的铜鼓都有广西的铜鼓。即壮乡铜鼓。
到宋代，广西的铜鼓从地下出土的机会更多，已引起地方官和文人学士的重视。曾在桂林做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的范成大，在《桂海虞衡志》中说到：“铜鼓，古蛮人所用，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。”比范成大稍晚,做过桂州通判的周去非，在《岭外代答》中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。”对广西铜鼓的形制、大小、纹饰，作了详细的记录：其制正圆，而平其面，曲其腰，状若烘篮，又类宣座。面有五蟾，分踞其上。蟾皆累蹲，一大一小相负也。周围款识，其圆纹为古钱，其方纹如织簟，或为人形，或如琰壁，或尖如浮图，如玉林，或斜如豕牙，如鹿耳，各以其环成章，合其众纹，大类细画圆阵之形，工巧微密，可以玩好。铜鼓大者阔七尺，小者三尺。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，州县用以为更点。……亦有极小铜鼓，方二尺许者，极可爱玩，类为士大夫搜求无遗矣。这种铜鼓造型美观，纹饰精细，蟾的形象富有变化，生动传神，能给人产生美感，“可以玩好”，引起士大夫的广泛搜求。可以说，在人们的心目中铜鼓是一种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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